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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不存在任何可以相互借鉴的地方，尤其是在法的价值追求上。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无论在地缘政治上还是在发展道路上，似乎符合从二战到后冷战以来美国以全球化名义建构世界帝国的战略。这种学说是美国法在全球扩展的必然产物，它有效地捍卫了西方法律中心主义。
从这个角度看，在秋菊打官司的整个过程中，代表人民群众的秋菊出现了，代表传统乡村权威的村长出现了，代表政府行政逻辑的李公安和严局长出现了，代表现代法治逻辑的律师和法官出现了，然而，唯独领导国家机器的党委始终没有出场：村支书没有出场，乡党委书记没有出场，县政法委书记乃至县委书记都没有出场。面对政治思想上的争论，执政党始终坚持既不走僵化封闭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执政党在党的十八大之后明确回答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向何处去这个根本问题：改革的目标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趋于成熟和定型。然而，我们不要忘记，毛泽东所创立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批评—团结教育群众方法恰恰来源于中国古典传统中的心学传统。这无疑是批判法律运动从批判走向综合和建构所必须承担的重任。 （1）转型的法律多元主义：帝国边陲的法理学 古今中西问题源于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率先推动全球资本主义的征服和扩张，由此在全球范围内带来所谓的现代化问题或现代转型问题。
从表面上看，批判法律理论从批判走向了调和与综合，然而这种调和与综合不过在新的高度上重新激活了批判法律理论的思考，即如何从整全世界秩序建构角度重新思考现代法治。事实上，秋菊打官司的故事不正是被凌斌所批判的精英主义法治论者解读为一个推动现代西方法治在中国生根发芽的为权利而斗争的故事吗？秋菊讨个说法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恰恰在于她很容易被解释为一个中国版本的我有一个梦想，从而被塑造成一个彻底抛开传统乡村习惯法压迫、直接诉诸为权利而斗争、追求法治正义的新女性。因而具有较强的制度调整能力和适应性，对社会情势及其变化能够进行必要的回应，避免大规模制度失灵的发生。
这在理论上富有争议，在实践上则呈现了广泛、多样的后果。改革开放的各个阶段都是在中央的领导下进行，并因为采取广泛的分级制政策试验，使中央和地方能够形成较好的互动，使地方的创新和经验能够进入到中央主导的政策制定过程，提高了中国政府整体的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而有些领域，则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逐步改变价值观、习俗存在的基础，方能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而真正的问题往往只有在基层才会充分暴露或发现。
其二，文化方面，丰富的传统文化跨越时代的传承与变迁，不同性质的地方和民族文化仍然在塑造着地方性的规范性生活。近年来，不同层级的立法机关开展了立法后评估的探索，但是其机制和经验还不成熟。
法律秩序与法律可以被视为实现‘发展‘转型和‘善治变革的重要因素。此种情况下，依靠强制并不能有效地形成良好的新秩序。中国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选择了变法模式，试图通过运用法律来变革社会，以实现国家发展和现代化。例如，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
变法模式要取得成功，不仅依赖于国家有计划地建立制度，还需要使法治发展路径具有本土的内生性。文化同时还是想象、建构制度和秩序的主观源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法治建设不能局限在形式法治层面。提升法律的内生性和适应性，一方面取决于法律目标、机制设定是否合理、适度，另一方面取决于是否能够促成实现法律的社会条件的产生。
有的情况是司法打击了社会的基本价值和期待，近期的典型如电梯吸烟案一审、气枪案等。无论如何变迁，人们总是不同程度地生存于某些组织之中，完全的个体主义并不存在。
有些地方则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引导文化和社会心理的更新。但是，关键性的问题在于国家如何运用法律以及法律在一个国家的社会生活中处于何种地位、作用。
当我们讲中国时，首先应该充分认识到这是一个极具多样性的大国。（三）当前法治建设面临的社会基础问题 前文的论述旨在指出，中国的法治建设能够取得较大的成功，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基础。平衡的社会结构是形成良好秩序的基础，只有大部分人能够获得基本的社会公平、发展机遇，社会自身的调节能力才能有效增长和发挥。然而，回顾过去的40年，中国社会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失范。分散而普遍守法的公司，构成了良好市场的基础。当然，在地方生活或群体关系中，更多的是三种资源的混合形态，它们往往以一种相互嵌入的隐蔽方式塑造、建构或影响着规范性秩序。
人们既是现代人也是受传统影响的人，并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此外，法治的回应性对法律实施同样有所要求。
政治整合主要是针对社会中的各种组织和社会力量。典型的问题如过多的违法，不仅源于法律及其运作的不足，也源于守法的缺失。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际交往风险不断加大，陌生人或半熟人间的纠纷发生数量增多，依赖熟人社会的礼治或单位控制已经不能全面满足社会结构变动带来的秩序和解纷需求，法律因此越来越多地被需要。每个社会、时期都有其特点。
人不仅会理性地算计利益，而且是寻求意义的动物，深受文化乃至非理性的成规所约束。法律一旦进入社会领域，就改变了人们选择和行为的可能性。内生性 法治建设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重要部分，是国家治理方略的转变，是一场由国家发起和推动的巨大变革。因此，法治的社会基础问题，根本上源于法律与社会之间是何种关系。
此外，农民在改革过程中还有一系列创造性行动，对政策、制度的形成都具有重要影响。例如风水，我们一般将其视为普遍的汉文化现象。
当前社会的组织形式和社会关系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形态，市场经济和普遍的流动，使人们同时生活在陌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和熟人社会，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来回切换角色。但是，当前的法治建设仍然面临着社会基础不够坚实的挑战： 一是法律的内生性与适应性问题。
他广泛地论述了能够产生出微观秩序的社会资本的重要性。近年来，中央特别提出加强和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
过多的邻里纠纷、孝道衰落、自杀、犯罪等都是基层秩序危机的表征。文化引导也是建设法治之社会基础必不可少的路径。三是基础性社会结构的建设问题。因此，最好把本土资源理解为一种集合，即所谓本土资源是各种各样的能够形成非正式约束的因素。
社会变迁源于复杂的因素，其中一个方面是来自法律等国家正式制度的影响。基层社会创造制度、生产秩序的能力并不平衡，但是大量的微观社会如村落、工厂还是有着不同程度的社会控制能力，一些基层社会或领域甚至还能够继续产生行之有效的非正式制度。
在微观方面，苏力的本土资源论强调了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法律经由立法而产生，大多是人为理性、计划的产物，与经由演化产生的非正式制度相比，对社会而言具有外在性。
组织的功能在于社会成员按照某种形式、准则形成联系并产生出行动。在实践的领域，第三世界国家遭遇挫折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建立的法律和制度无法改变或取代既有的、与国家改革目标不符的非正式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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